草间弥生北美展:现代幻想曲

草间弥生的北美巡展从今年的西雅图始,秋天到了洛杉矶的Broad Museum。只有寥寥几个博物馆获得展览许可,这是西海岸唯二的展点。九月一号上午十点半就开始刷票,十二点正式放票,我已然拍到了两万多名。五万张票在几个小时之内发光了,我们今天才得以来到博物馆门口排队,六个房间,每个房间三十秒钟,一共三分钟。为了这三分钟,无数人站在门口stand by羡慕地看着我们。

草间弥生的名字早就听说过了,但对她的作品没什么印象。我觉得她的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恰好带有了一种现代性,大量的重复(波点的重复、触手的重复等)是现代工业印刷对人类美学的一大改变,比如我家里儿子玩的这个球,跟草间弥生展览中悬挂的巨大的粉色气球没有什么区别。这种现代性让观众觉得是可以亲近的,觉得是生活中走出来的样子。

波尔卡圆点在现代生活中随处可见

 

草间弥生的波尔卡

然而,圆点和重复对草间弥生自己来说,却是自己眼中的人间。由于从小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她眼中的世界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格点,她说:“我认为地球是圆点,月亮是圆点,太阳也是原点。”她的精神世界每日都在巨大的、重复的圆点中,而她选择把这些东西画出来,以直面自己的恐惧。我很好奇精神病人的世界,觉得他们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虽然是不正常的,但往往就是这些“不正常”和“少数”的东西,成为了我们常人世界中的艺术,比如梵高,比如舒曼。

今天看的六个房间,五个是“无限镜面”系列,第一个房间是女儿最喜欢的,无数盏晶莹的灯漂浮在五个镜面之间。我问她为什么喜欢,六岁的她说:“因为像宇宙。”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草间弥生的想法。孩子最能理解艺术家的内心,因为他们都是本真的。我有点后悔三十秒的时间都浪费在拍照上(其实也拍不了几张),我应该把时间留在幻想上,像《黑镜》里的San Junipero,一个不明不白的说不清是生前还是死后的世界,时间凝固的地方,在这里人们纵容自己的幻想,生活在没有重力、没有时间、没有现实的世界中,哪怕这世界稍纵即逝。

无限镜面房间

展览的外面的墙上,草间弥生的话贴在靠近天花板的地方:“ Our earth is only one polka dot among a million stars in the cosmos.” 这是她的世界,而我们只不过是一点中的一芥中的两三粒而已。

一个萨尔茨堡人在美国

这年头,没有多少欧洲人在美国生活了。以前觉得欧洲和美国都是西方国家,感觉差不多;后来才知道,欧洲和美国的区别,不亚于中国和日本的区别。欧洲总体上说物质没有美国那么丰富,大家还开手动档汽车,白菜切开一半卖;美国人的浪费举世罕见,只要看Goodwill (美国的慈善商店,卖捐赠的二手货物)里面堆积成山的商品就知道,美国早把消费主义做到了极致。在瑞士读过寄宿学校的美国人Alex告诉我,欧洲人还是比较节俭的,质高量少,比如一件冬天的大衣可以穿好多年。

所以,欧洲人和美国人互相过不惯对方的生活,也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人去欧洲,大部分是为了娱乐;而欧洲人来美国,大部分是为了生活。这个名叫约治亚的萨尔茨堡人来美国,自然也是为了钱。他讲着一口德语区口音的英语,和希腊妻子住在洛杉矶的海边,有两个一头卷发的男孩子,我见到他时,他正热衷于周末骑车兜风,以及去Santa Monica巨贵的店里喝号称健康的自制果汁。

过了几个月,我成了他的下属。

上班第一天,他带我出去吃饭,问我:“你最喜欢哪个古典音乐作曲家?” 来美国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我镇静地用0.1秒把脑子十年前听过的所有唱片过滤了一遍,然后说:“拉赫玛尼诺夫吧。”他点点头,我才觉得过关。工作之余,聊到的话题总是很欧洲,比如我说带小朋友去滑雪,他就抱怨说美国太贵了,他小时候上体育课老师就带他们去滑雪,城市后面就是山,每个娃都在滑雪中长大,轻松得好像我们环城赛跑似的,听得我甚是神往。提到语言,他说自己会说四门语言,我默默地在心里数了一下加上方言我自己会几门语言…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直到上上周我出差开会的时候接到一封突然的邮件,通知了我们部门所有的人在15分钟后开会,除了我老板。在公司里干过的人都知道,这几乎只有一个可能。我心里暗暗吃惊,但无法求证。一小时后和CEO通电话,他告诉我老板已经离开公司了。CEO说得很客气,所谓“Mutually Departure”,双方都同意的和平分手,但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是什么回事。

等我第二天回到公司上班,已经是人去楼空,邮件失效,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了。我不仅唏嘘。我的前前前前老板说过:“辞职是一个人除了葬礼之外最接近死亡的东西。”尖刻却有理。一个同事前一天还在和你热络聊天家长里短,相处时间可能比家人都长,但这种脆弱的人际关系是建立在工作上的,一旦辞职,你们之间几乎不会再有任何交流,甚至这辈子你可能都再见不到这个人了。真像死亡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能感觉到他在美国的企业文化里格格不入。美国人过分热情,上厕所说个“How are you”都能聊上半天,经理开一对一每周例会恨不能把你孩子老公家里的金鱼石榴桂花树都问个遍,才能算是好上级。身居高位,不social不开会不和人撕,简直是一天都混不下去的。在一个大家都在关注棒球、NFL和NBA的国家里,谈论古典音乐确实很难和人产生共同语言,可是,那是他的教育,他的成长环境,怎么会容易改变呢?

不光如此,他的手下也纷纷离职。先是另一个组的总监,临走时说了许多平时不会说的话。然后是又一个组的经理,临走是估计也汇报的她的顾虑。我逐渐看到他在公司的时间减少,总是发Email说“我今天约了医生”“我今天要修车”“我今天要接娃”,让大家面面相觑;看到他出现在team里开始和大家尬聊,完美地诠释什么叫“把天聊死”。一天,他在组会上告诉大家他将会有一个Coach,训练他做一个好领导,这个消息让大家尴尬地目瞪口呆 — 也许这种坦诚比他以前的封闭更让人感概。Coach不到半年,我们就在这个并不是非常合适的时间听到了这个职位的突然死亡。

但其实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与是否欧洲人无关,与是否文化冲突也无关。曾经一次去度假,回来之后发现老板换人了;还有一次入职十几天的老板在我的电脑上贴了个便笺,上书“我走了”,以至于我开会回来之后盯着那便笺看了半天,不知道她的意思是“我回家了”还是“老娘不干了”。VP被解雇不是第一次了,不过一般都给个主动辞职的说法,总之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环球同此凉热。去年,我们公司七万人的CMO直接被炒了,越是身居高位越是胆战心惊,之后的工作也更不好找。

约治亚毕业于欧洲最好的商学院,太太也是欧洲人,毕业于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当年来到美国闯荡的时候想必也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后来太太干得不开心,辞了工作,又挑剔,一直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就干脆生了二胎,在家养娃,说起来也算是单职工收入,又住在寸土寸金的地方。前两天约治亚还在和我说Santa Monica租金太高,太太估计也要出来找工作,转眼就物是人非了。转眼间,我又有了新的汇报线,新老板铺开一个巨大的摊子,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前老板的痕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抹去了。不知道下次再见到这个萨尔茨堡人,是什么时候,又是什么样的际遇呢?

流血后的拉斯维加斯

10月2号的早上,刚醒来的我从枕头下面摸出手机,例行刷刷新闻,突然就看见了前一晚的屠杀。我心里“咯噔”一声,因为这正是我一周后要去开会的地方,而会议所在的酒店,就是屠杀发生的Madalay Bay酒店。所有的新闻,收音机、电视、网络…全都在滚动播放着死亡人数不断上升的新闻,刚开始是20,后来是30,40,50…数字每次上升,我的心就不断下沉,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美国枪支暴力死亡人数的历史记录。

接下来的一周,同事们都在办公室里谈论这次屠杀,以及由此带来的枪支管控问题。因为地理位置接近,拉斯维加斯是大部分南加居民的娱乐场所。低廉而豪华的酒店、高级餐馆、销金窟的赌场,一切都只需要在周末开车四个小时即到,如果坐飞机,往返机票还不到一百美元。为了方便加州居民的消费,拉斯维加斯的时区也和加州的太平洋时间保持一致,而不是同经度其他州的山地时间。突然间来的屠杀,让洛杉矶感同身受,如同自己的远方表亲出了事故,虽然没有切肤之痛,但也给每个人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

平均每个洛杉矶人都去过维加斯无数次了;在这里工作的大部分人都来自本地,从小父母带着去,长大了和大学室友开着车去,结婚前Bachelor Party还要再去。我也去过很多次,最开始是旅游,后来是Road Trip进入西部世界探险前的必经之地,再后来工作了发现维加斯原来是全美数一数二的会议场所,几万人的巨型大会,一般城市的酒店根本无力承担,而威尼斯人、Mandalay Bay都有几万人的巨型会场。而这次去维加斯,大家都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去的,其中还真有同事因为心里不舒服而取消了行程。另一个同事Ted跟我表示不解:“现在的维加斯恐怕是全美国最安全的地方吧?”确实,大会主办方发来邮件表示会议将如期原地进行,但安保程度会大大提高,“如果看见警察和警犬,请不要惊奇。”

看见警察和警犬并不惊奇,惊奇的是维加斯平静温和的气氛。下了飞机,眼前仍然是花花绿绿的老虎机,巨大的“Welcome to Las Vegas”的牌子,唯一不同的是公益广告换成了黑白颜色,加上了Twitter标签#LasVegasStrong。这是屠杀之后人们传播的勉励自己,也勉励他人的话。

除了涉事酒店内比较冷清以外,Strip上的其他酒店仍是熙熙攘攘,一如常态。我住的MGM内是一如既往的不夜城,微笑的服务员,热情的门童,离事发一周,已经看不出任何伤过这个城市的迹象。毕竟,维加斯只有一个,那些预订好行程的买醉客和商务旅行的公司职员各有目的,维加斯只是我们的过客;只有和当地人交谈之后,才会发现这片横亘在他们心头的乌云,恐怕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散去。

“你当时在工作吗?”我问司机。

“没有,我已经睡了。可是我朋友在演出现场当门童。他儿子本来要去看演出的,结果临时有事没去成。他可就惨了。”

“你朋友出事了?”

“没有,可是他之后没有一个晚上睡得好觉的。从尸体上爬过去逃离现场,你想想那感觉…可惜了。”

他想想又说,“真是很好的演出,很棒的歌手。”

我不知道那感觉是什么样的。我没有经历过。没有多少人经历过。Route 91 Harvest确实是好的音乐节。歌手是全国知名的歌手。那些来听歌的、来消费的,全国各地的观众,加拿大的观众,在乡村音乐的狂欢中,在一个最歌舞升平的地方,枪声响起了。不是一声两声,而是来福机关枪全自动搂火的声音。哒哒哒哒嗒。哒哒哒哒嗒。你不会认为在现实中能听到的声音,像是电视剧里的情节一样。杀手知道他不用瞄准,他只用对好方向,火花四溅的地方就有无数生命蒸腾而起。

“之后几天,维加斯过得怎么样?”

“大概有两三天,大家都很伤心吧。现在好一点了。你知道,日子还得过。那500多个伤员还在医院。维加斯就这么一个医院,从来没接待过那么多病人…”

是啊,维加斯的医院擅长的应该是酗酒和毒瘾吧,那些给人带来快感的东西,至少上表面上带来快感的东西,而不应该是枪、子弹、横飞的鲜血和终身的残疾。

我觉得屠杀更给人带来的心理上的震撼,这与在不在现场没有关系。不得不说,凶手开创性地使用了枪支大规模杀伤的新方式– 他在枪支管制最松的州买了一批武器,定了一个酒店,开了两个房间以创造不同射击角度,然后从高楼上对着毫无防护的室外大型娱乐场所密集的人群开枪。他去过芝加哥,去过波士顿,最后选择了拉斯维加斯。我不知道他的行为是否会带来一大批模仿犯,但至少有很多人再去室外大型活动的时候,心头有了阴云。至于对于枪支管控的影响,右翼的川普政府恐怕不会将其提上日程,但在左倾的加州,同事们已经讨论到了美国宪法是否需要修改的问题。

但也有美好的一面。屠杀中有用身体护住年轻人的人,说“他们还年轻。而我的一生已经足够美好了”;有救出好几个人的见义勇为的黑人青年;有用自己的身体保护妻子的丈夫。我同事的表妹一家就在演出现场。他们有四个孩子,来自华盛顿州的一个小城,丈夫英勇地保护了妻子,自己身中两弹,其中一颗子弹留在了身体里。同事在公司发起了募捐,很明显,平时的保险报销不了这样的突发事件。

幸运的是,他们都还活着。

拉斯维加斯也活着,勇敢平静地活下去。与其他城市用爱对抗暴力不同的是,他们用快感对抗暴力。谁知道呢?也许是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的会议顺利地结束了,三万人陆续离开维加斯。黄昏的飞机上,横亘在加州与内华达之间的Spring Mountains显得巨大而沉默。明天,这个用快感和金钱堆积起的帝国又会涌进更多人。

在洛杉矶,你永远不可能开到时速40英里

洛杉矶绝对不是一个浪漫的城市。从去年冬天我们驶过交织着风雨和雾霭的1号公路,从西雅图一路奔袭到南加州这座最大的城市以来,车轮上发生的事情就永远充满着惊讶和焦躁。空气污染、双向十八车道上几千辆车一动不动地堵着,炙热的太阳光挡着我开往downtown工作区的目光,就是我每天一成不变的话题。感觉回到了北京,但北京的高速远没有这样远离尘世;在北京堵车,从车窗里往外看,可以看到报刊亭、三轮车、隔离老李卖水果的小摊;在洛杉矶,车的外面还是车,车道的外面还是车道,除了车和起伏的洛基山脉,什么都看不见,营造出一种资本主义后现代风味的末世绝望。

每天早晨,我的车都在10号公路上从西向东奔袭10英里到downtown,傍晚,再从川流的车河中杀出一条血路回家。每天到公司同事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天你堵了没?”而大家的感受惊人地一致。在洛杉矶,公路交通是研究蝴蝶效应的最好题材;101号进城的高速上一个小小的追尾可以导致几十辆大卡车的拥堵;这几十辆大卡车中的一辆占据了10号公路通向101号公路的出口;车辆上不去10号公路,只能走405号高速,而这些等待时间成为了压垮本就脆弱的405号交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还是在晴天的日子里。遇到下雨(虽然并不多),洛杉矶人民简直如临大敌,几乎要请假在家工作以避免必然崩溃的交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的居民像洛杉矶这样如此不会在下雨的天气中开车,连大风雪中的芝加哥都没有这样娇气。

来洛杉矶的第三天,我的车就史无前例地被一辆车追尾。警车还没到,先来了本地不知名的一个拖车,撒谎说们是AAA(美国最大的汽车协会)的人,不但花言巧语地诓骗硬是要把我的车拖到本地的修车点,还让他们的律师,一个带着阿拉伯口音翘着兰花指的秃头差点逼着我签署了起诉对方的法律文件。幸亏警察的电话及时赶到,一句“远离他们。不要跟任何不是你保险公司的人联系。”让我连滚带爬地开着破车回到了家。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只回响着一句台词:“本地的黑帮真是太没有礼貌了!”直至今日,我也没明白“本地的黑帮”是如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知道我的车被撞而赶来,只知道警察的效率远远比他们底下。

不开车了,改坐公共交通吧。于是我每天开车十五分钟到轻轨的免费停车场,然后再坐三十分钟的轻轨到市区。听着不算太远,但几天下来,轻轨的正点率几乎不到百分之三十,完全符合我五年前在南加对Amtrack的预期。三十分钟的轻轨要晚点二十分钟,这是怎样的效率?更可笑的是,轻轨需要等红绿灯,因为对面有汽车需要过马路。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到来了:一天早上,我正在轻轨上看书,突然听见“砰”地一声巨响,我的本能感觉是火车出轨了,除了死死抓住前面的座椅祈祷自己不要摔死之外什么也干不了。然后我们的火车带着尖锐的刹车声往前冲了几十米,终于停了下来。我这才发现,是我们的火车撞上了一辆闯红灯的汽车,带着汽车和汽车司机一起往前冲了那么久。几分钟后(这次倒快),三辆救火车和无数警察呼啸着警笛赶到,进行各种繁琐地救护和口供手续,而全体乘客在早高峰的车厢中等了一个小时之久,才开始各个登记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

我以为这样的事故百年一遇,直到我上网查了查,发现这样的事故每年都要来好几次。去年一次火车撞汽车的事故造成火车上几十人受伤,汽车司机重伤被送往医院。关上网页,我在同情火车司机的同时,决定再也不坐轻轨了。

在洛杉矶,我这样的通勤时间绝对算同事中最良好的之一。后来我和一个同事聊天,她家住在Orange County,每天上班的时间是两个小时,坐的就是Amtrack的双层大火车,和《源代码》中杰克·吉伦哈尔坐的车一样。一天,她几乎午饭的时候才到公司。我问她怎么了。

“我的火车撞死了一个人!自杀的。火车走不了,大家都被留在火车上。”

我向她报以同情的目光。第二周,她又迟到得无影无踪。

“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没看新闻吗?我的车上有炸弹威胁!他们带了狗上来,一个包一个包地嗅。”

她翻了个白眼。几天后,她辞去了工作,告别了每天四小时的通勤生涯。

她并非例外。我的住在Hutington Beach,Long Beach的同事已经学会了边开车边看电视剧的本领。每个人都在说“Terrible”,但每个人都在开车,且没有任何办法离开这座城市。在半夜三点,你可以看到某条高速仍然堵成一锅粥。原因?哦我忘了说,几十年前当洛杉矶还是一座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时,这里曾经有着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公共交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后来Shell和GE为了推广汽车和加油,花钱把公共交通全拆了。

于是今天的我就像一个女侠一样,开着大排量的SUV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高速上奔袭。群山照例挡住了所有洁净的空气,我的视野里,市中心的天际线雾气蒙蒙。车轮下是10号公路,405号公路,60号公路。我的前方是圣伯纳蒂诺山,身后是圣塔莫妮卡,全球最有名的海滨和阳光。我知道每辆车里都坐着一个和我一样焦虑绝望的司机,但我看不见他们。Nat King Cole在《Route 66》里唱:来吧,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过了圣伯纳蒂诺山口,你就到洛杉矶了。

回乡记

IMG_5934

四年之后,从美国到北京,我像一个住在山里太久的和尚,下山之后看见了太多的尘世,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充斥了大脑,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慢慢吞咽消化。

除了睡觉,每时每刻都在见人,每时每刻都在和人谈天,谈旧事,谈新事,谈变化,谈不变,谈过去与未来的连接。即使这样,觉得还是远远掌握不了四年来发生的事。

觉得离开这个国家已经很遥远了,虽然有些感官还是条件反射式的习惯。比如北京地铁里熟悉的气味,硬塑料的蓝色座椅和座椅上的突起,空气中的煤烟味,还有出租车上的评书声。还有很多不习惯,比如越来越堵的道路,路边占着车道的停车位,超过500的PM2.5,大家带着的口罩。以前很多被我视而不见的东西开始变得明显了:比如所有的车表面都是脏兮兮的,各种丑陋的招牌和街边的叫卖声,以前从未注意到这个城市的难看和差品味。历史的、经典的东西被压缩在一个角落里,映衬着灰色的天空,焦躁的、急切的东西被放大了,喧嚣着人们的一切感官。

以前的朋友和同学步入中年,青年时代不同的人生和职业选择渐渐地显示出了结果,人生开始分化了;现在还主要体现在财务上,以后会慢慢体现在更多的地方。在现在的中国,钱似乎是评判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其实在各个现代社会都是,不过有的社会没有这么赤裸裸),每个阶层都活得不开心,因为永远有更高的阶层在鄙视自己。

回了趟六年未至的江西,感觉国内经济的腾飞已经渗透到三四线城市了。故乡在我上大学以前发展得极其缓慢,甚至可以说十几年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近十年来,三四线城市的发展是腾飞式的;工资的飞速提高、大量的城市化和乡村人、土地的空置,互联网带来的消费线上化,都让小城市与超级大城市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具体到个人,就是有人愿意为了故乡的舒适放弃大城市的机会了;而大城市的资源集中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城市压力极大,从住房、物价到生活品质,许多人是为了无法企及的希望在拼命。

总之每个人都在变化,每座城市都在变化,生活也在变化。那种曾经可以“和你一起躺在地板上听唱片,听完眼前就出现了银河”(淡豹语)的生活,已经远去了。

明月出天山

今天四岁的女儿问我:“妈妈我们今天学了一首诗,是一个人思念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在打仗。”我&*()*%……#&@。她又说:“在很远的地方,风还很大。”我继续&*()&……*(……)(。她接着说:“还有月亮。”我终于明白了,她说的是《明月出天山》。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邑,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晚饭后,我们到院子里取信。天气很冷了,穿着单衣觉得寒浸浸的。几棵松树的后面,西雅图冬日难得的明月皎洁照在院子的青草地上。我跟她说,这就是你们学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古代的叔叔坐在竹林里面弹琴,看见的月亮和我们今天看见的一样。”

回到家临睡前,灯灭了,拉开窗帘,一地银白的月光。我说,这不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吗?多巧啊,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也看着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个月亮呢。”

“那为什么会低头思故乡呢?”

“因为我们不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不论你走到多远,看见的都是同样的月亮啊。”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Seattle Art Museum):“亲近印象主义”展览

2006125841935964

西雅图地处北美一隅,没有什么像样的博物馆。所以就算是National Art Gallery运来的印象派藏品,票价也要25刀,观众还是趋之若鹜。我们早上逛完动物园,下午跑到Art Museum,发现这两个娱乐场所的受众真是完全不一样。动物园的游客平均体重180磅,每人一件Seahawks卫衣,拖家带口,满载欢乐。Art Museum的观众平均体重120,穿着黑灰白的衣服,脸上写着“我懂艺术我比你牛”的表情,大部分戴着眼镜,一个孩子都没有,我和穿着Elsa costume的S就像博物馆里的两个异类。

这次的印象派展品数量不少,不过有名的画家并不多,从Boudin到morisot还有莫奈和德加,都是不出名的小幅作品,加上寥寥几幅的早期梵高和塞尚,还比不上芝加哥Art of Institute的常年展览——一幅莫奈的巨幅《花园里》挂在正中央的墙上,加上对面的修拉《大碗岛星期天的下午》,真是豪气。

展览有讲解,有出租的音频讲解器,还可以下载app免费听讲解。但是这些事先录好的讲解都比较客观无趣,不像现场讲解员对每一幅画都带上了自己的个人色彩。比如他讲塞尚的《静物苹果篮子》,就讲到塞尚完全抛弃了透视法,用一个摇摇欲坠的篮子来表达他心中的“真实”。正如拍照片时,拍摄者与被拍者的关系一样:拍照时,我知道你,这是“真实”。但我对你的年龄、职业、财务状况、信用分数一无所知,所以这“真实”是相对的。塞尚了解苹果,钟爱苹果,曾经说过“以一枚苹果,我就能震慑全巴黎。”他画的不是让人要吃的苹果,而是让人想要珍藏的苹果,据说与他小时候收到过一篮子苹果的记忆有关。印象主义画派就是如此表现每日繁琐生活中的那么一丝丝让你今天高兴的事情——回想一下,今天有什么事情是与众不同的、能让你高兴的,哪怕只是高兴一点点的事情?塞尚的苹果、莫奈的睡莲、梵高的向日葵、德加的芭蕾舞女?总是有点什么的吧。

走出博物馆,西雅图的雨季如期而至,薄暮的街道上,撑着伞的行人来去匆匆,在雨水中模糊的汽车挡风玻璃也成了印象主义的画板了。

你想安葬在哪里

p579280123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至少在出国之前从未想过。

如果把我现在的人生平均分成三份,大概是这样的:前十几年在家乡的南方小城,那里有除了我意外基本上所有的亲戚——说是亲戚而不是家人,是因为跟他们的关系一向比较疏远,除了父母,和几年前去世的外婆,基本上没有能说得上话的家人。

中间的十几年,我在北京求学、工作、结婚。在北京我度过了人生最丰富多彩的日子,看不够的燕园景,听不完的讲座,谈不完的男朋友。我记得大学上文化地理学,老师带着我们骑车从北大出发,一路看海淀、德外、西城、故宫,看北京六十年来和四百年的建设历程。海淀是六七十年带多快好省的现代主义,西直门官园阜外大街是五六十年代苏联的挑高空间和厚实墙壁;德外是四合院的老北京,北海以南是气派的皇城宫城。后来我到芝加哥,听建筑师介绍芝加哥二十世纪的建筑史,从Art Deco到芝加哥学派,从Less is more 的现代主义到less is bored的后现代主义,我想,我的北京就是一个在时间上拉长了的芝加哥。从西单的红墙到朝阳的SOHO,走在这座城市中,就像走在不同的时空中。在这座城市我有一个可以看到西山的窗口,有一盏灯,有一面布置成红色的墙壁。所以现在虽然变成交通拥堵、空气恶劣的不宜居城市,对着它,总觉得像自己年轻时遇到的男朋友一样,虽然现在身体发福胡子拉碴,可你总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想想,就这样算了吧。

我本来以为我会一辈子住在北京,就像很多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在上大学、找工作、结婚买房之后就结束了一样,“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着,”没有后来了。后来没有了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在北京住了十几年后,我来到了美国,第一站是以气候宜人著称的圣迭戈。我可以客观地说,圣迭戈应该是地球上气候最好的城市之一,排名应该在前十左右。这个美国西南边陲的城市曾经是著名的军港,有许多现役和退役的军人。刚来不久,一个秋天的下午,我们开车沿着一条名叫“日落悬崖大道”的路往前开。路如其名,有落日,有悬崖,有拍打着悬崖的、太平洋的浪花。路的尽头是一大片绿地,下车探个究竟,竟然是美军将士的墓地。在那个下午,我们把墓园当成了秋游之所,散步在一块一块的墓碑间。微风起,除了树叶沙沙的声音和偶尔的海鸥叫声,静得仿佛可以听见空气的流动。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每个士兵的墓碑上都写着他们的名字、生卒年月和信仰。在这些墓碑中,令人嘘唏的是那些年轻的士兵,有些甚至还是孩子。最简单的算术,死亡年月减去出生年月,十几年,二十几年,就是他们一生的故事。与中国的烈士陵园不同,这里不是集体的墓碑,而是每个人,不论军衔、种族、年龄,都方方正正地拥有一块同样大小、尺寸的墓碑,面朝大海,安详宁静。

我想起在我的家乡,安葬着我的外婆。也是一块墓碑,淹没在公墓的几千块墓碑之间。中国的公墓是世俗的、入世的,就算死亡,都死得那么热闹。永远有香火缭绕,子孙辈的上供,水果鲜花馒头纸钱,让人想起张岱的《扬州清明》,可惜绿草茵茵的十里长卷变成了层层叠叠的现代建筑,从平面变成了立体。外婆以九十几岁高龄辞世,安葬在她的朋友和同事旁边,也算是可以继续做邻居。

安葬在哪里,说到底,是个人际关系在哪里的问题。外婆除了上大学,一辈子的时间都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小城度过,那里有她工作的学校,有她的学生,有她的朋友和邻居,有她每天走过的街道。我的爷爷土葬在乡下,旁边是他居住了一辈子的村庄,子辈、孙辈。美国士兵虽然没有葬在他们的故乡,可是周围有他们的战友、上司,他们工作过的军舰和军营。

安葬在哪里,再往下说,是故乡在哪里的问题。古人、甚至二十一世纪之前的人类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大部分一生都生活在离出生地几十公里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档案里才有“籍贯”一说。近几十年,“籍贯”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人口的流动的频率和从秦朝就开始的户籍制度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于是,籍贯改成了“出生地”。可是出生地是故乡吗?人对自己的出生地有多大感情呢?我们生活在海外的这批人,子女的出生地都是美国的某个城市,与故乡、求学以至生活的城市都相去甚远。这是终老之所吗?

再往下想象,我们下一代的下一代,他们的归宿是哪里呢?相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这一代已经走了太远,从几千公里之外的北京,到几万公里之外的美洲。那我们的下一代呢?会不会像《三体》那样,住到火星上去?他们的家乡、和最后的归宿,会在哪里呢?

张国荣的《阿飞正传》里说,有一种小鸟,它生下来就没有脚,一直不停地飞,飞累了就睡在风里。如今,我们正如这只无脚鸟一样,飞在风里,并试图寻找自己最后的落脚之地。

父母的旅行,我的旅行,和孩子的旅行

IMAG2999

我对旅行的最早记忆,或说证据,是一张两岁的时候和爸妈在井冈山的照片。在黑白的方寸之间,有一脸疑惑的我,和年轻的父母。当然,我应该是不记得这次旅行的,所有旅行的片断都是他们在我成长时不断向我重复而强化的。想来 ,那应该是爸爸妈妈带我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吧。

我对旅行的爱好,有一大部分来自爸妈。他们热爱生活,热爱山河,也有着像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一样的、走遍祖国山河的愿望。这个愿望,在我出生之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压抑。我也是在自己生娃之后,才明白了这一点。父母是世界上最爱孩子的人,而从某一个角度上来说,也是最恨孩子的人。孩子限制了他们的人生,或多或少成为了累赘。五岁的时候全家终于出发,去向往已久的桂林旅行,可是刚刚走到南昌,就被父亲的领导叫回来,说是局里有急事。这一耽搁,就耽搁了三十年。

五岁大概是我人生全面记忆的起点。像是被打开了一扇门,我突然能记得所有的事情。那年我们没有去成桂林,但却去了上海和杭州。那是一段长长的旅行。都说生活是加速度的,年纪越大时间过得越快,那么如果以现在的时间来衡量,这段旅行对五岁的我来说,像是有一年之久。在小城生活,每天吃喝玩乐的我突然被带到了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中,像色盲突然看到了颜色,惊觉这世界还有一部分是这样的。我永远记得我们坐两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去西郊动物园看长颈鹿,在花港观鱼看在水中游来游去的、美丽的、红色的金鱼,在外滩的大街上被人潮挤得差点和爸妈分开,妈妈想给我买一张生肖鸡的书签,可是要三毛钱,她觉得太贵而作罢;第一次看到不认识的亲戚,妈妈让我喊她“姨婆”;还有好吃的上海早点,手指被商店的门缝差点夹掉……为了这次旅行,妈妈还需要到我的学校给我请假。那时候我上学前班。

第一次自己出门,是高二了。现在想起来,也不过是个小姑娘罢了,可是那时候却觉得自己长大了,哪里都能去。多兴奋啊,整个世界都在眼前。揣着一张火车票,坐到离家两百多公里的另一个城市。现在对那个城市的景象一点也没有印象了,但一直记得我们的火车被洪水围困,不停晚点,窗外黑魆魆的天空和车轮下翻滚的红土。

说回他们的旅行人生。上大学之前,他们带我一起去的旅行寥寥可数;上学不能去,暑假要上提高班,外婆在家不能去,爸爸出差不能去,要回老家不能去……我几乎忘了他们曾经是热爱旅行的青年,就和我们现在一样。现在回想起来,人到中年的压力是很大的,上有老小有小,工作压力大,不注意锻炼,身体的疾患也逐渐凸显了。我至今记得,高考完后的那个炎热的下午,妈妈不顾我的反对去接我,头晕的毛病再次发作,她躺在家里的竹床上一动不动,我在旁边给她擦汗。他们全部的注意力几乎都放在了我的学习上,直到我离开家,给妈妈留下一封信,说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让她在家里哭了半天。

我上大学之后的这段时间对父母来说,用市场营销理论叫“空巢一期”,是人生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这个阶段,他们没有了房贷,没有孩子的拖累,祖辈离世,而工作上早已得心应手,身体又尚健康(比“空巢二期”健康),可以重温年轻时的许多梦想。《少年时代》里面的妈妈在梅森上大学之前大哭:“我这辈子一路结婚、生子、离婚、买房、卖房、供你们上大学……接下来是什么?是我该死的葬礼!”梅森疑惑地说:“妈妈,你才四十几岁啊?”“可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啊!”我相信每一个孩子学业有成、离开家庭的父母,都有过类似的感触吧。人生剩下的四十多年,做什么呢?

旅行吧。

离开家庭之后,我去了很多地方。二十几岁的时候到巴黎,在埃菲尔铁塔上给父母写明信片,说感谢他们小时候给我买了许多书,让我知道了世界上的许多美景,而如今终于去了这些地方,感到很满足。他们一直想去的地方呢?我妈一直想去的地方是敦煌。她觉得那里的佛像与石窟一定很美。她说,从小学课本上就知道了这个地方,从此念念不忘。这个愿望终于在几年前实现了。不幸的是,我已经离家千万里,每年陪她的时间都很少,更不要说陪她旅行。孩子离开家之后,最终相陪的,还是夫妻两个。她和我爸去了大西北,从甘肃、青海、新疆到敦煌,再坐火车上了青藏高原,看到了神往已久的布达拉宫。他们在布达拉宫上给我发来照片,清风拂动经幡,他们显得那样年轻。

在她的小学课本和亲眼见到敦煌之间,是文革、下放、回城、结婚、生我,陪我长大。几十年的光阴就这样过去了。

今年,他们去了桂林,那个本应该在我五岁的时候就去过,但一直没能成行的地方。接下来,他们去了北海、涠洲岛,又坐船去了海南。一天早上他们兴奋地说:我们在天涯海角的门口等开门!我说,我怎么记得你们去过这里呢,家里还有一尊小小的珊瑚,上面写着“天涯海角”几个字。妈妈说,那是别人送的,我从来就没有去过。

如今,他们去过的中国的地方应该比我还多了。现在似乎有一种风气,觉得中国的旅游景点土,去马尔代夫潜水、欧洲扫货才是高档。其实我觉得,中国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其多样性和质量不亚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不因为离家近而显得掉价。在欧洲和美洲住了多年之后,我要说我没有见过比云冈石窟更震撼的大佛,没有见过比青藏天路更漂亮的天路,没有见过比杭州更诗意的城市。美国人喜欢做Road Trip,像集邮一样,开车走遍美国的五十个州。相对应地,我们可以做中国三十个省的Road Trip,规划出一条简捷明快的路线,当然前提是要带够过路过桥费。

离开家之后最大的遗憾,是没有陪爸爸妈妈好好一起旅游。小时候跟着他们走,现在应该是他们跟着我走了吧?对父母的歉疚全都偿还在了孩子身上,即使她只有四岁,也想带她去世界的每个角落看看,虽然她觉得拉斯维加斯最好玩的是棕榈树,而海南岛最好玩的是椰子树。

当我们谈论超级碗时,我们谈论什么

此时此刻,我和几千万美国民众一样,正在电视机前大口朵颐,为今日需要消耗的1130万磅鸡翅作出自己的贡献。这不是美国的任何一个节日,却能比任何一个节日都凝聚人气。再没见过这样能把美国人民牢牢吸引在沙发上四个小时的节目,连广告都看得津津有味。这是鸡翅薯片披萨的胜利;这是美国体育商业的胜利;这是美国式体育价值观的胜利。

几年前,当我提出“美国春晚超级碗”的概念时,美国的橄榄球运动还不太被中国的观众所熟知,更不用提超级碗本身。时长像,广告像,大家的吐槽精神也很像。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全球都受张艺谋美学思想影响,中场表演的舞台几乎变成了央视的大风车节目录制现场。Katy Perry骑着几十个人牵着的具有科幻色彩的金色狮子出场,然后悚然变成了七彩的胸衣、动漫似的真人版大鲨鱼在舞台上晃动。大家感慨,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那样的中场表演就像当年的《超生游击队》,盛况难再。但我个人觉得,美国这种每年只邀请一个超级巨星的中场表演,比春晚一首歌让几十人唱的一团和气要好。但我又想,哪怕一年一个,中国要找出影响力、表现力都如Katy Perry, Beyoncé这样的巨星,现在也很难了吧?我们只有在饮食方面信心十足,我想一场中国春晚下来,中国人消耗的饺子总比美国人能吃下的鸡翅多吧?

再没有一项运动,能像超级碗一样,在全美国范围、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吸引如此多的眼球,获得如此多的商业收益。今年的超级碗光门票收入就卖了四亿美金,加上30秒450万美元的广告价位,再加上广告商为了使这项最贵的媒介预算物有所值,而投入的天价拍摄费用,摆明了就是让观众看到有钱就是任性。薯片、啤酒、汽车和高科技企业,几乎成了近年超级碗四足鼎立的广告商,细心的观众可以从中看出美国经济的走势。无论是哗众取宠,还是另辟蹊径,花钱花到肉疼的广告商有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劲头,宁可内容雷到让观众第二天在办公室里吐槽,也比看过就忘强。从今年最雷人的名媛金·卡戴珊的自拍广告,到1984年苹果一鸣惊人的“1984”广告,每年都有些广告,能让观众津津乐道。如果吐槽广告也可以投票,我建议美国转播超级碗的电视台NBC也搞个“美国春晚超级碗——我最喜爱的广告”投票,一定能变成另一项长盛不衰的节目。

说完了吃、中场表演和广告,我们还是要说回到体育本身。橄榄球这项运动,是我见过的最能激起全民热情的运动之一。并且是的,比中国观众熟知的足球和篮球都容易。这项运动规则简单,好似古代两军阵前你来我往,主将提枪来战,士兵浴血冲杀,像我等体育盲也容易看懂,且看得热血沸腾;战况却又复杂,众多人口在场上真刀真枪地拼杀,场下球迷的呐喊染红了天空,像两个城邦之间的战争。最重要的是,经过多次修改和实战经验的赛场规则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一刻,比如说昨天的这场比赛。

作为我所居住的西雅图的最受欢迎的球队,西雅图海鹰队作为主场去年暴虐了丹佛野马队,捧得超级碗载誉而归,而今年的超级碗征程几乎是一场一生一次的戏剧化过程。连季后赛才堪堪进去的海鹰竟然连赢八场,大败NFL的其他种子球队,而在NFL全国冠军的比赛中(超级碗是NFL和AFL全国两大橄榄球联盟冠军的比赛,要进超级碗,首先要得联盟冠军),被绿湾包装工人队逼到了墙角。海鹰队半场落后16分最后四分钟落后12分,四分卫被抄截四回,居然在最后的几分钟内奇迹般地扳平,将比赛拖入加时,又在加时赛中,以一记精彩的长距离传球绝杀对手。赛后,有人以足球来打比喻,形容这场球仿佛在欧洲冠军杯上,难度相当于送了三个点球,在最后三分钟还落后三球,然后奇迹般地反超了。这确实也是NFL分区冠军赛历史上最大的反超,几分钟前海鹰队的惨状让许多球迷都失魂落魄地走出了CenturyLink体育场,许多球迷离开了酒吧,许多家庭关上了电视,导致错失了这最后三分钟的奇迹。

(海鹰队球迷的阵地)

为了庆祝海鹰队再次进入超级碗,西雅图简直是同仇敌忾。在超级碗前的那个周五,几乎所有人都穿上了代表海鹰的蓝绿色球服,公共汽车的logo换成了海鹰的液晶头像,小姑娘把指甲都涂成了海鹰的颜色。对于西雅图居民来说,这是一场你不得不看的比赛,就像家家户户贴起了春联,电视新闻里放着春晚预告,新年的大餐早已定好,在这样的氛围下,还有什么更能体现体育精神的呢?

可惜海鹰队的荣光没能在周日延续,又一个奇迹般的三十秒,上帝这次站在了对手新英格兰爱国者这边。海鹰队的一只手已经摸到了超级碗的奖杯,然后将它送给了对手。悬念又一次保持到了最后,球迷们欲哭无泪,被噎得话都说不出来;广告商们却笑了;这届超级碗被誉为近十年来最好看的一届,狠狠地弥补了去年超级碗一边倒的状况。

比赛结束的晚上,西雅图大区的街上排起了车队的长龙。没有汽笛,没有嘈杂,只有一盏盏车灯闪亮在球迷看完超级碗后安静离开的路上。每个西雅图居民都在默念:我们仍然爱海鹰。超级碗的价值在于,这不仅仅是一场只有输赢的比赛,更是一种价值观的教育:团队合作、拼搏精神、不屈不挠、商业头脑、美国的孩子们就是在这样一场一场的超级碗中成长起来的。

(办公室的超级碗招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