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中乐园:乡愁、致敬和历史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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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历史,是一段说不清的笔墨。它太近,近到无法看清,又太远,远到大家已经生疏。从小被洗脑的课本内容,到开放后各种历史学家的观点,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故事。最近听《晓松奇谈》,用十几集的篇幅讲台湾的历史和现状,说到1949年,高晓松把它叫成“离骚”,说中国历史上从来只有外族的入侵造成南渡、分离,而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割如此令人伤痛。说到蒋氏父子的轮渡从吴淞口黯然离开,说到慈湖至今停着没有下葬的两口棺材,说到宋美龄遗嘱中要把自己和姐姐宋庆龄一起葬在上海,说到三百箱文物三十年的颠沛流离,造成如今文物的“台湾故宫精,北京故宫多”局面,说到只有两岸的故宫哪一天合起来了,才是中华民族的完美血脉延续。在洛杉矶大堵车的公路上听台湾,有种超现实的魔幻感,手里按着喇叭,眼泪却一滴滴掉在方向盘上。
除了伟人、名人的“大”历史,还有一种历史是我们很少触及的,就是小人物的历史。那些在金门妈祖当兵的士官长们,也许就是二十年前的某一年在放羊路上被抓去了壮丁的山东汉子;831里充斥着的各种方言,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拍成电影的故事。故事各不相同,相同的是,他们都有一个近在咫尺却终身无法回去的故乡。那在灶台上擀着饺子皮的亲娘,邻村梳着辫子的放羊姑娘,都成了梦里的环境,投射在831里的姑娘身上。
六十年过去了,那一代人的记忆也成了历史。今日的台湾已没有了当年的记忆,那些回不去的故乡,也成了被烧毁的书信和遗物的灰烬吧。今日台湾人对自己的定义,早已随着那代人的远去而变化,今日的台湾,成为政党、经济斗争和历史暗涌中一个解不开的死结。读了那么多书、见了那多人之后,我终于发现,台湾不是一个非对即错、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一代人或几代人造就的历史。历史是没法改变的,我们无法做假设说“如果那天发生了什么…”而只能说“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钮承泽的电影是乡愁、是对父辈的致敬,也是对一代历史终于落幕的释然。
从《军中乐园》的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到战争可以怎样影响和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抛开陈意涵和万茜的大胆演出不谈,片中陈建斌的演出的士官长无疑是最大的亮点,奇怪的是之前在其他大陆电视剧中并无看到他的突出的表演,让人心生疑虑到底是陈建斌的演技爆发还是大陆和台湾演员的对比。但起码台湾可以拍出这样的电影,而我们呢?
关于两岸的故宫,有另一本很好的书推荐,叫《两个故宫的离合》,讽刺的是,是个日本记者写的。

《山河故人》:回不去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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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故人》的三段情节中,头两段无疑是贾樟柯的拿手之作,信手拈来,驾轻就熟。虽然还是带着我不喜欢的《天注定》式的剪报情节,但他镜头下的北方小镇,以及从小镇到大工业化时代过渡的茫然,国内已无导演能出其右了。说到北方,我们有很多把北方城市描写得栩栩如生的电影,比如《钢的琴》,比如《白日烟火》,比如贾樟柯。怎么就没有一个导演能拍拍我的南方故土呢?贾樟柯拍《海上传奇》和《二十四城记》,显然都不如他的山西河北熟稔。哦包括音乐也一样,《南方姑娘》《米店》,都是北方歌手对南方的想象吧。我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宁浩那一系的导演了。
到了第三段,十年后的海外生活,就开始带着点空中楼阁的生疏味道,尤其在我这样去国多年的游子看来。大量西方音乐的运用,似在表演导演的没有把握。在头两段里,大段的对白和表演都是没有背景音乐的。贾樟柯的镜头就是要用现实的亮度直指人心,把你烤焦。而澳洲一段变得虚无缥缈了,高楼俯瞰下的海滨,Go West的重复响起,都让我觉得似是而非。
我理解贾樟柯拍这段的用意,这是符合中国近几十年的变化的。从熟人社会,到工业时代,再到全球化。我也是这三段论中的一员,巧合地成为了他电影中的典型。我人生的三段论,是从南方小城,到大都市,再到海外的颠沛流离。这三段均匀地分布在我到目前为止的人生中,在回忆里,它们既带上了时代烙印也带上了个人印记,我可以轻易回想,却无法回去。故乡小城的父母、中学同学,只带着童年的亲切;每次回国都找北京的朋友大吃大喝,午餐晚饭都排满也不够,却发现大家开始谈论不一样的话题,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怎么打车和预报污染指数;在美国和同事相处融洽,却只止于工作时间的联系。电影中,涛,晋,和到乐,每个人都主动或被迫和故乡分离,更和上一个时代分离。地理的距离加深了代际的隔阂,而成长环境的不一样更造成了价值观的鸿沟。儿子在父亲面前说不出话来,而母亲一个人在原有的位置上孤独起舞。“故人”还在,但山河变了;山都会分离,何况人呢?

从Zootopia看川普的胜利

记得小时候上语文课,明里暗里讲阶级斗争的课文并不少。明的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黄继光》、《李自成》,暗的有各式各样的杨朔体散文,从《荔枝蜜》到《茶花赋》,不一而足。翻到父母那辈的文革时期的语文课本,那就恨不得每页上都写了“阶级斗争”四个字,语文课本身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作家莫言说:“明明我们知道教材里许多文章是假话空话,连文章的作者自己也不相信,但我们还是逼着孩子们当成真理来学习。”过了好多年,我们才从这种“寓教于乐”、“寓政治于文学”中的教育中清醒过来。

但今天,我在洛杉矶最靠近好莱坞的影院,看到了迪斯尼牌的阶级斗争,美国式的“寓政治于娱乐”。

这部片子政治正确得太明显了。在一个类似于洛杉矶和芝加哥混合体的大都市里,有着各种各样的动物群体(人类种族)。以非Predator为首的市民阶层(白人)看不起或者惧怕Predator的整个阶层(黑人)。他们对Predator防范有加,心照不宣的观点是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生物性”的(参见兔子警官Judy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时的发言),同时对于其他动物,如相貌、身高、习性都和他们非常不一样的小白鼠(有色人种)。Zootopia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隐喻美国各种族之间达成了乌托邦式的融合,在这样一座夏与冬、冰雪与热带同时存在的城市中完美共存。

一切都挺好,除了说教得太直白,吃相太难看。

好莱坞的左倾是众所周知的,古有马龙白兰度让个印第安姑娘上台拒绝领奖,今有黑人抗议演员待遇不公平于是特意请了个黑人在做主持,再看看《黑鹰坠落》、《拆弹部队》、《撞车》、《聚焦》的全面胜利,就知道政治正确的加持在这块垄断全国电影业的土地上是多么重要。爱国、种族融合、大熔炉,是学院奖每年必须存在的主题,在大选年的一部动画片里达到了极致。

中国的观众可能不了解政治正确、尤其是种族问题在美国的敏感性,所以看这部电影可能不会太过敏感。但是每个在美国生活的人,都绝对能感到电影中每分每秒都在说教的“不要以外表看人”——“不要歧视黑人”的道理。老虎、雪豹、狼,代表着凶狠、残暴,是普遍美国白人对黑人的看法;小白鼠的孱弱、被社会漠视,我觉得很可以代表亚裔和其他有色人种受到的刻板印象。问题是,在大自然中,狐狸和兔子确实是不能共存的;老虎和狮子天生就是捕猎者;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如果一只兔子用影片中Judy警官的善良去靠近狐狸,那么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Zootopia用动物的世界隐喻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却没有想到这个喻体本身就是不成立的。

同样,美国社会种族之间的矛盾也是难以调和的,正如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一样。再怎么为种族平等唱颂歌,美国社会中的黑人犯罪率仍然高居首位,学校差的黑人多,黑人聚居区房价便宜,人们谈黑人区仍然色变……这一切是“Biological” (生物性)的吗?当然不是,但社会因素呢?历史因素呢?政治因素呢?避开这许多的深层原因不谈,好莱坞把个兔子推出来背了次黑锅,让Judy在招待会上作了次绝对种族主义的演讲,然后加以简单否定,最后推出“看人不要看门纲目科属种”的中心思想,一锅好莱坞的语文课就上完了,孩子们带着美好的愿望看完了电影,然后呢?一出门,老虎仍然是老虎,豺狼仍然是豺狼。

在这个政治正确大过一切的国家里,所有调和不了的矛盾都借此名义被掩盖。

这就是为何今日川普大胜的原因。虽然他还没有也不太可能会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但今日他获得的民意,已经超过大部分政客的群众的想象了,这已经是绝对的胜利。在一个政治正确至上的国家里,竟然有如此多的人给一个明显“政治不正确”的人投票,这本身说明了什么?调查显示,川普获得票数越高的州里,黑人的比例也越高,但投票给他的并不是黑人。也就是说,种族矛盾越深,就有越多的白人支持川普。美国政府、意识形态、宣传机构多年煞费苦心经营的种族平等概念,如同一袭爬满了虱子的华袍,实在太容易被击碎了。从这一点上看,中美两国的本质并无不同。

在洛杉矶,你永远不可能开到时速40英里

洛杉矶绝对不是一个浪漫的城市。从去年冬天我们驶过交织着风雨和雾霭的1号公路,从西雅图一路奔袭到南加州这座最大的城市以来,车轮上发生的事情就永远充满着惊讶和焦躁。空气污染、双向十八车道上几千辆车一动不动地堵着,炙热的太阳光挡着我开往downtown工作区的目光,就是我每天一成不变的话题。感觉回到了北京,但北京的高速远没有这样远离尘世;在北京堵车,从车窗里往外看,可以看到报刊亭、三轮车、隔离老李卖水果的小摊;在洛杉矶,车的外面还是车,车道的外面还是车道,除了车和起伏的洛基山脉,什么都看不见,营造出一种资本主义后现代风味的末世绝望。

每天早晨,我的车都在10号公路上从西向东奔袭10英里到downtown,傍晚,再从川流的车河中杀出一条血路回家。每天到公司同事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今天你堵了没?”而大家的感受惊人地一致。在洛杉矶,公路交通是研究蝴蝶效应的最好题材;101号进城的高速上一个小小的追尾可以导致几十辆大卡车的拥堵;这几十辆大卡车中的一辆占据了10号公路通向101号公路的出口;车辆上不去10号公路,只能走405号高速,而这些等待时间成为了压垮本就脆弱的405号交通的最后一根稻草…这还是在晴天的日子里。遇到下雨(虽然并不多),洛杉矶人民简直如临大敌,几乎要请假在家工作以避免必然崩溃的交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城市的居民像洛杉矶这样如此不会在下雨的天气中开车,连大风雪中的芝加哥都没有这样娇气。

来洛杉矶的第三天,我的车就史无前例地被一辆车追尾。警车还没到,先来了本地不知名的一个拖车,撒谎说们是AAA(美国最大的汽车协会)的人,不但花言巧语地诓骗硬是要把我的车拖到本地的修车点,还让他们的律师,一个带着阿拉伯口音翘着兰花指的秃头差点逼着我签署了起诉对方的法律文件。幸亏警察的电话及时赶到,一句“远离他们。不要跟任何不是你保险公司的人联系。”让我连滚带爬地开着破车回到了家。此时此刻,我脑子里只回响着一句台词:“本地的黑帮真是太没有礼貌了!”直至今日,我也没明白“本地的黑帮”是如何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知道我的车被撞而赶来,只知道警察的效率远远比他们底下。

不开车了,改坐公共交通吧。于是我每天开车十五分钟到轻轨的免费停车场,然后再坐三十分钟的轻轨到市区。听着不算太远,但几天下来,轻轨的正点率几乎不到百分之三十,完全符合我五年前在南加对Amtrack的预期。三十分钟的轻轨要晚点二十分钟,这是怎样的效率?更可笑的是,轻轨需要等红绿灯,因为对面有汽车需要过马路。戏剧性的一幕终于到来了:一天早上,我正在轻轨上看书,突然听见“砰”地一声巨响,我的本能感觉是火车出轨了,除了死死抓住前面的座椅祈祷自己不要摔死之外什么也干不了。然后我们的火车带着尖锐的刹车声往前冲了几十米,终于停了下来。我这才发现,是我们的火车撞上了一辆闯红灯的汽车,带着汽车和汽车司机一起往前冲了那么久。几分钟后(这次倒快),三辆救火车和无数警察呼啸着警笛赶到,进行各种繁琐地救护和口供手续,而全体乘客在早高峰的车厢中等了一个小时之久,才开始各个登记姓名住址和联系方式。

我以为这样的事故百年一遇,直到我上网查了查,发现这样的事故每年都要来好几次。去年一次火车撞汽车的事故造成火车上几十人受伤,汽车司机重伤被送往医院。关上网页,我在同情火车司机的同时,决定再也不坐轻轨了。

在洛杉矶,我这样的通勤时间绝对算同事中最良好的之一。后来我和一个同事聊天,她家住在Orange County,每天上班的时间是两个小时,坐的就是Amtrack的双层大火车,和《源代码》中杰克·吉伦哈尔坐的车一样。一天,她几乎午饭的时候才到公司。我问她怎么了。

“我的火车撞死了一个人!自杀的。火车走不了,大家都被留在火车上。”

我向她报以同情的目光。第二周,她又迟到得无影无踪。

“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呢?”

“你没看新闻吗?我的车上有炸弹威胁!他们带了狗上来,一个包一个包地嗅。”

她翻了个白眼。几天后,她辞去了工作,告别了每天四小时的通勤生涯。

她并非例外。我的住在Hutington Beach,Long Beach的同事已经学会了边开车边看电视剧的本领。每个人都在说“Terrible”,但每个人都在开车,且没有任何办法离开这座城市。在半夜三点,你可以看到某条高速仍然堵成一锅粥。原因?哦我忘了说,几十年前当洛杉矶还是一座年轻充满活力的城市时,这里曾经有着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公共交通。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后来Shell和GE为了推广汽车和加油,花钱把公共交通全拆了。

于是今天的我就像一个女侠一样,开着大排量的SUV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高速上奔袭。群山照例挡住了所有洁净的空气,我的视野里,市中心的天际线雾气蒙蒙。车轮下是10号公路,405号公路,60号公路。我的前方是圣伯纳蒂诺山,身后是圣塔莫妮卡,全球最有名的海滨和阳光。我知道每辆车里都坐着一个和我一样焦虑绝望的司机,但我看不见他们。Nat King Cole在《Route 66》里唱:来吧,Get your kicks on Route 66,过了圣伯纳蒂诺山口,你就到洛杉矶了。

《聚焦》Spotlight:美国的新闻、政治与艺术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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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波士顿地区第一起神父虐童案被爆出。2002年,《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了一份七十人神父的名单,这份名单上的天主教神父均为有实可查的猥亵儿童施害者。整份名单上实际有八十七人,占到整个波士顿天主教区牧师的6%。 2002年后,这一报道在世界各地发酵,民众终于认识到这不是几个神父的害群之马,而是整个天主教会的精神病现象,从而掀起了对宗教、对人性的反省和拷问。

从第一起虐童到大规模报道,中间隔了三十年。《环球报》的四人调查小组名为“聚焦”,而电影正是根据“聚焦”小组调查此事的真实事件改编,成为今年奥斯卡的大热提名。

影片基本是白描的手法,平铺直叙,从新来的报社CEO要求小组调查这一案件开始,层层推进,剥茧抽丝,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没有惊心动魄的镜头,也没有狗血的情节,却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当他们最早从一个受害人那里知道波士顿有13个这样的神父时;当他们找到精神病学家,听到他的观点说“13个太少了,我的观点是90个”时;当他们走到地下室的档案库,逐字逐条地翻当年神父被调离的目录时;当他们找到了97个可疑名单时;当瑞秋找到一个神父像承认自己去了趟超市一样承认自己猥亵了男孩时;当迈克尔·基顿饰演的记者终于获得他的线人朋友的认可,在最终70人的名单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圈时;这些镜头并非车祸、死人等中国电影惯用的鲜血淋漓,甚至没有耸人听闻的音乐,却在观众的心上划了一刀又一刀;这是受害人心里最深的伤痕,记者悲悯情怀和做“对的事情”的庄严。最后列维·施瑞博尔作为报社领导说的“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成为记者的原因”,是本剧的点题,也把电影的主题升华到了人性的高度。

拍此类政治、新闻题材电影,全世界估计没有国家能出美国其右。从《水门事件》始,编剧和导演对大环境下的新闻事件观察入微、信手拈来,工整细致,细节打动人心。看完之后深深感慨,中国五十年内是拍不出这种电影了;一个是缺乏社会环境的根基,另一个人是缺乏社会精英层面在艺术和政治上的统一。中国也有好电影,但都是继承古代文人抒情风格的,比如《霸王别姬》、《小城之春》,文人情怀太重,而政治诉求不足。

全剧中有两个地方我觉得最动人。第一个是瑞秋·麦克亚当斯饰演的记者心情不好,把洗碗机弄坏了,此时另一个记者来找她,两人在门廊上默默地抽烟。同事之间发泄着只有彼此才懂的心情,一个人说,觉得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全部毁了,心里有什么东西碎了一样;另一个人则说自己再也不想去教堂了。观众这才知道,记者也是事件中的受害者,观察得越深,就对自己信仰拷问越重。电影之前的伏笔,是这些人都是本地人,对故土、对教区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任和信仰,如今这一事件的深究把他们的信仰全打碎了。观众可以看到记者的内心,而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客观呈现的载体。

另一个神来之笔是最后马克·鲁弗洛终于拿到尘封的卷宗时,飞奔进出租车打车回报社的镜头。那些被教会势力封印的材料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这些材料是直接指证红衣主教劳尔包庇神父罪行的最有力证据。而此时镜头并未直接给马克·鲁弗洛,而是打在飞奔的出租车上,背景音则是马克·鲁弗洛给报社领导在手机中念出的一封封受害者给主教的来信。这些信件字字血泪,而观众的心也仿佛和马克·鲁弗洛一样飞了起来,恨不能立时就把这些证据公之于众。

《聚焦》无疑是奥斯卡钟爱的电影,有政治,还有左的政治;有客观立场,又有春秋笔法;还有一大票戏骨们极其精彩的群戏。据说演员为了演好戏里的角色,都对原型的性格、说话风格和行事方式做足了研究。马克·鲁弗洛、迈克尔·基顿、瑞秋·麦克亚当斯、列维·施瑞博尔都把不同记者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奥斯卡的提名;演员下的功夫之足,让我都差点没认出来这些演员谁是谁。

《最完美的离婚》:日本家庭关系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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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电影和电视作品,自小津安二郎以下,莫不擅长对家庭关系细致入微的描写。《东京日和》里的老头老太,《秋刀鱼之味》里的父亲,《早安》里站台上欲言又止的男女,到最近的电影《如父如子》中的父子,《海街日记》中的姐妹,都是充斥着矛盾却又血浓于水的关系。也许因为日本国土太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太近,所以亲密无间的各种家庭、男女关系,就成为艺术家们潜心研究的样本。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日本文学艺术作品中,对心理关系的结构常常深刻到令人吃惊(最近的样本有《告白》,《所罗门的伪证》等)。

《最完美的离婚》也是这样。中国的优秀电视剧,拍家庭关系喜欢戏剧化,如《中国式离婚》,一定要有个第三者,或者《双面胶》,要有个Drama的婆婆,或者《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要有个变态的丈夫。《最完美的离婚》中没有这些戏剧的元素,写的就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碰到的事情:夫妻吵架,性格不合,凑合过日子;男的恐婚,女的用现代主义掩饰自己心中的不安全感……观众可以在电视中看到自己。瑛太和尾野真千子说的那些话,好像是每个丈夫的心里话;尾野真千子的反击,也可以获得许多女观众的赞同。这世界上有多少夫妻是真正soul mate,无话不谈(非柴米油盐层面上的)、终身不渝?大部分没有那么幸运的人还是要经历性格磨合、婚姻触礁、反思结婚目的、重新寻找生活出路的阶段。所以观众看到他们,就像体验自己的生活,从电视情节中追寻自己家庭生活的出口、矛盾的解决方案,这是《最完美的离婚》最大的成功之处。

日本的这类电影好像剧本和台词总是写得特别好,编剧就像是自己在这种家庭长大的一样,每天端着录音笔把爸妈的对话录下来。除了主角的两对夫妻,他们父母一代作为小城市/乡下的老百姓阶层,那种温馨吵闹又要面子的家庭关系也描写得很棒。作为日剧,节奏竟然不慢,也是让我感到欣慰的点。上一次看日剧还是《半泽直树》,堺雅人固然很帅,可是里面小儿科的剧情和夸张的表现让我几乎没看下去。这部真实多了。

《迎风而立的狮子》:三池崇史?三池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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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国的飞机上找片子看,机上娱乐系统的好选择并不多。但在封闭狭窄的环境中,看片子却特别容易让自己浸入其中,连看国产两星的烂电影都可能会流泪,更别提这部重头到尾充满了煽情的励志电影。

这是一部传记片,可以把它看成日本版的《焦裕禄》或者《任长霞》。大泽隆夫饰演的岛田航一郎基本上是一个传教者和殉道者的角色,从富裕的日本来到落后战乱的东非进行医疗援助,他对自己命运的抉择几乎每次都是主动选择了一般意义上的厄运。他必然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会死在这落后的乱世,可是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正是这笑容使他成为了一个圣人。

但影片更让我感动的是,片中不同人物对自己命运的选择。真木阳子饰演航一郎的初恋,并不漂亮,可是演得真好(尤其对比石原里美)。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含蓄的、谨慎的,但并非冷漠的。真木阳子曾经认真地思考过与航一郎一起去东非,然而最后她发现,那并不是她的人生。她选择留在了家乡的小岛上,继承了父亲的诊所,那是岛上乡亲们唯一的期望。她选择嫁给了岛上鱼店的老板,虽然她并不对他抱有比对航一郎更深厚的感情。最后她拿到航一郎给她的那封信,读者一开始并不知道信上写了什么,只看到她的表情由急切到愣住,到面对大海,怔怔地流下眼泪来。然后镜头才转到信纸上,那是她曾经的恋人从遥远的东非给她捎来的,千言万语汇成的几个字:“请一定要幸福”。此时,观众才明白,航一郎自己一直就明白自己选择的命运是什么。

最后那首歌,以信的口吻唱出,是整部戏中最催人泪下的片段。我对着片尾曲哭了十分钟,然后看到字幕出现,导演:三池崇史。纳尼?我吃惊得差点没蹦到飞机的天花板上去。那个拍《杀手阿一》的三池崇史?这部电影完全看不到他的暴力美学,甚至连战争的场面都被很节制地表演出来,整部片子里只有东非充沛的阳光、雄狮的呐喊,主人公头顶上的光环,好像贾樟柯去拍了部《雷锋》一样。

《迎风而立的狮子》:三池崇史?三池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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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国的飞机上找片子看,机上娱乐系统的好选择并不多。但在封闭狭窄的环境中,看片子却特别容易让自己浸入其中,连看国产两星的烂电影都可能会流泪,更别提这部重头到尾充满了煽情的励志电影。
这是一部传记片,可以把它看成日本版的《焦裕禄》或者《任长霞》。大泽隆夫饰演的岛田航一郎基本上是一个传教者和殉道者的角色,从富裕的日本来到落后战乱的东非进行医疗援助,他对自己命运的抉择几乎每次都是主动选择了一般意义上的厄运。他必然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会死在这落后的乱世,可是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正是这笑容使他成为了一个圣人。
但影片更让我感动的是,片中不同人物对自己命运的选择。真木阳子饰演航一郎的初恋,并不漂亮,可是演得真好(尤其对比石原里美)。他们之间的感情是含蓄的、谨慎的,但并非冷漠的。真木阳子曾经认真地思考过与航一郎一起去东非,然而最后她发现,那并不是她的人生。她选择留在了家乡的小岛上,继承了父亲的诊所,那是岛上乡亲们唯一的期望。她选择嫁给了岛上鱼店的老板,虽然她并不对他抱有比对航一郎更深厚的感情。最后她拿到航一郎给她的那封信,读者一开始并不知道信上写了什么,只看到她的表情由急切到愣住,到面对大海,怔怔地流下眼泪来。然后镜头才转到信纸上,那是她曾经的恋人从遥远的东非给她捎来的,千言万语汇成的几个字:“请一定要幸福”。此时,观众才明白,航一郎自己一直就明白自己选择的命运是什么。
最后那首歌,以信的口吻唱出,是整部戏中最催人泪下的片段。我对着片尾曲哭了十分钟,然后看到字幕出现,导演:三池崇史。纳尼?我吃惊得差点没蹦到飞机的天花板上去。那个拍《杀手阿一》的三池崇史?这部电影完全看不到他的暴力美学,甚至连战争的场面都被很节制地表演出来,整部片子里只有东非充沛的阳光、雄狮的呐喊,主人公头顶上的光环,好像贾樟柯去拍了部《雷锋》一样。

十二怒汉与十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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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民》是一部很好的翻拍片。但其实,由于题材和布景的简单和直接了当,任何一部《十二怒汉》的翻拍片都几乎都能获得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剧本的功劳。
我没有想到徐昂几乎是完全照搬了原片中的每一个细节,折叠刀插在桌上的方式,瘸腿老人的叙述,陪审员落座的排位,连“十二点十分”的故事细节都没有改动。话剧导演出身的他更像是在话剧舞台上讲述着这个故事,空旷而密闭的空间,对灯光和舞台色彩的运用,还有十二个充满话剧腔的演员,可以完全照搬到人艺舞台上而不用做任何变动。这么看来,这部电影的原创性就很弱了。
故事发生在没有采用英美法系的中国,所以只能在模拟的环境中进行。然而当下审.查的严苛,让影片不得不加入了更和谐的情节;豆瓣上方聿南的影评将其称之为“社会阶层之间和和解”,可见当今中国不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不融入到了何种程度。案件把贫民窟里长大的嫌疑人改成富二代也是很有趣的:美国是仇穷,中国则是仇富。对外地人的歧视、对大款与大学生之间爱情的偏见,背后都是沉重的社会原因。可惜的是,这部片子与美国原片最大的区别在于,美国的版本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的,每部看过这部片子的美国公民都能受到普法的教育,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而在中国,这部片子建立在虚幻的和谐基础上,最后徐昂自己喜欢的“五讲四美树新风”片段,是我们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也是一直没有完成的目标。最后八号陪审员的身份亮出是点睛之笔:他为什么对嫌疑人的审判如此谨慎,又如此激情?他有什么样的过去?联系到中国目前逐渐付出的一系列错案冤案,耐人寻味。
我的美国同事三天两天都能在邮箱里接到陪审员通知的信。这是美国公民的义务,每个人都必须完成。公司也规定有Jury Duty,可以让员工请假去参加陪审团。接到书面通知,只是第一步而已,他们到法院还要接受被告方的挑选,才能进入最后的12人名单里。在这一步上,我的同事无一例外都落选了;可见这个初选名单有多大,又可见陪审员挑选的工作是多么谨慎。

回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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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之后,从美国到北京,我像一个住在山里太久的和尚,下山之后看见了太多的尘世,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充斥了大脑,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慢慢吞咽消化。

除了睡觉,每时每刻都在见人,每时每刻都在和人谈天,谈旧事,谈新事,谈变化,谈不变,谈过去与未来的连接。即使这样,觉得还是远远掌握不了四年来发生的事。

觉得离开这个国家已经很遥远了,虽然有些感官还是条件反射式的习惯。比如北京地铁里熟悉的气味,硬塑料的蓝色座椅和座椅上的突起,空气中的煤烟味,还有出租车上的评书声。还有很多不习惯,比如越来越堵的道路,路边占着车道的停车位,超过500的PM2.5,大家带着的口罩。以前很多被我视而不见的东西开始变得明显了:比如所有的车表面都是脏兮兮的,各种丑陋的招牌和街边的叫卖声,以前从未注意到这个城市的难看和差品味。历史的、经典的东西被压缩在一个角落里,映衬着灰色的天空,焦躁的、急切的东西被放大了,喧嚣着人们的一切感官。

以前的朋友和同学步入中年,青年时代不同的人生和职业选择渐渐地显示出了结果,人生开始分化了;现在还主要体现在财务上,以后会慢慢体现在更多的地方。在现在的中国,钱似乎是评判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其实在各个现代社会都是,不过有的社会没有这么赤裸裸),每个阶层都活得不开心,因为永远有更高的阶层在鄙视自己。

回了趟六年未至的江西,感觉国内经济的腾飞已经渗透到三四线城市了。故乡在我上大学以前发展得极其缓慢,甚至可以说十几年都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近十年来,三四线城市的发展是腾飞式的;工资的飞速提高、大量的城市化和乡村人、土地的空置,互联网带来的消费线上化,都让小城市与超级大城市之间的距离逐渐缩小。具体到个人,就是有人愿意为了故乡的舒适放弃大城市的机会了;而大城市的资源集中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城市压力极大,从住房、物价到生活品质,许多人是为了无法企及的希望在拼命。

总之每个人都在变化,每座城市都在变化,生活也在变化。那种曾经可以“和你一起躺在地板上听唱片,听完眼前就出现了银河”(淡豹语)的生活,已经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