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头十六年里，我和大部分中国三线城市长大的姑娘一样，连外国人都很少见过。英语是有口音的老师教的，语法和词汇好于听力和会话；最远去过的地方是上海，妈妈念叨了桂林许久但是从来没去过。
在祖国的八十年代，这是大部分家庭的状况。十六岁的时候，我突然考上了北大。从京九线坐二十六个小时的火车来到金秋的北京，我好像来到了世界的另一面。
北京占有了我大部分的青春。我和天南海北的同学坐火车和大巴逛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从南京到东北，从苏杭园林到黄土高原。那时候对旅行的概念还仅限于“去一个地方”，看看景点，看看古迹，谈一场心满意足的恋爱，然后回到原地。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做出了一个让大部分瞠目结舌的选择。我决定去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一个回族和土族自治县的的藏族“民族中学”支教一年。在我学习的专业毕业的学院，大部分同学毕业去的是法院、检察院、公安局，或者律所，后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为中国崛起的黄金十年中的中坚力量。
而我，选择了远离。
我从来就是一个疏离的人。客气的朋友用“闲云野鹤”来恭维我，美国人直接说我“Indifferent”。我在看书看电影时哭点巨低，但在现实生活中正好相反。高原是疏离的最好选择。那所海拔3000米的民族中学在青藏高原上，背后是雄伟的祁连山脉。高原的阳光经过雪山的反射，明亮刺眼，把我晒脱了皮，一片一片的红色。我教的学生都有高原红，校领导、县领导请我们吃饭，每顿必喝，喝完必唱，清脆的藏语山歌在黑夜中远远地回荡开来。我第一次发现，世界原来这么大，大到我看不见边际。那是家乡南方的竹林和北京的城墙所不能围住的；我如同飞出太阳系的探测器，前面有无穷无尽的范围等待我去探索。
教书之余，我常去学校外面的一家名为广惠寺的喇嘛寺。有时候门关着，我就坐在门槛上，看红色屋檐下面蓝蓝的天空。里面的喇嘛请我进去喝茶，我看着他们转动转经筒，一圈一圈，上面金色的花纹已经被磨平。初冬的下午，高原上的天气冷得渗人，而屋子里烧着煤炉，弥漫着酥油茶和香火的味道。铜碗上沁出热气凝结的水珠，密密麻麻，像永远也看不完的、我不认识的佛经。那个喇嘛和我聊天，说起他的家乡，他学佛的安排，他还俗后的计划。我给他拍了照片，但总是没有机会给他。后来我离开了学校，回到北京读研，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这个陪我度过一个安宁下午的人，那些陪我度过许多无聊时光的学生娃娃，那些沉默的群山，它们成为我生活中某个时间、某个空间的一部分，我们互相成为对方的回忆，然后在脑海中的某个区段，定格了。
我不再刻意做“去某个地方”的旅行，然而这一年的生活在别处对我的影响是，我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地疏离当下的生活。这些年来，我一直在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地球上有太多地方可以去了：我去了欧洲，在丹麦人的家里一住就是半年，管女主人叫妈妈，管她的女儿叫妹妹。我走遍了欧洲，后来又去了加州，去了芝加哥，去了北美大陆的许多地方。不论到什么地方，我都尽量把自己当成一个“在其中”的居民而非“观察者”。美国警察鸣笛让我靠边停车的时候，我像在北京一样，陪着笑脸，双手递出驾照，战战兢兢地说“大哥您好”；在加州永不改变的晴天下，我仰头呼吸着紫外线，心里想起的是青海高远的天空，寂静的空气。生活永远都是相似的：在这里生活，与在那里生活，除了每月缴费的煤气公司的名字不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
不同的是人。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有着不同的面容，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想法。在走过了太多地方、认识了太多人之后，国籍、肤色、种族的概念在我头脑中逐渐模糊起来：我认识了在俄国长大、在瑞士受教育的美国人；我认识了在美国工作的波兰人；我认识了在德国工作的日本人，说的德语和日语我全都不懂，只能从他的德语中找出我认识的丹麦语词汇；我认识住在丹麦一辈子，然而头发眼睛都是黑色的库尔德人。我开始学会不以他们所说的语言来辨别一个人，或者说我根本不辨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只看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眼睛，听他们的故事。这就是世界主义的含义。一个人比他所走过的地方的总和还多——不是旅行成就了你，而是你成就了自己的人生。
由于练就了这样的一身本领，我开始喜欢和人打交道。由于在许多地方都生活过，与陌生人见面，我总能找到可以与之交流的话题。我开始和哥本哈根城里来的设计师谈我住过的丹麦乡下，和美国中西部的学生谈他们家乡的玉米地，和公司的同事谈他们上大学时打工卖景点门票的经历。从加州辗转到芝加哥到西雅图，我永远在“定居”与“迁徙”中徘徊，我开始不刻意去旅游，因为我发现，只要在生活中每天都能发现新的事物，那旅游其实是不以地点的转移而定义的。
在西雅图这座雨城，我白天在一座家大业大、被我称为“美国国企”的时尚零售公司工作，安安静静地做我的市场分析，淡定自若地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数据，妄图从中分析出时尚的趋势、顾客的走向、东海岸的暴风雨对销售数据的影响；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开形形色色的会，听到各大区的经理讲述他们顾客的故事，和他们自己的故事；晚上，我的心中汹涌着文字，试图把那些来自平淡生活的东西升华成超越凡世的凝固体，并把它写下来：我的生活、我的生命，和我生命中遇到的值得写下来的人和事情。
我不担心我的文字有一天会枯竭，在我的生命枯竭之前。其实每个人的生命，都可以写成无数的值得纪念的东西。然而世界主义者的悲哀是，我失去了故乡。每个他乡都似故乡，每个故乡都不是魂牵梦萦的那一个。那个二十年前的南方，十几年前的高原，十年前的北京，若干年前的丹麦小镇，都在频繁的拆迁与重建之中遗失了；即使没有空间意义上的拆建，那些人——曾经在某个阶段与你有着某种交集的人——也一去不复返了，如同陈凯歌拍《百花深处》时的疯子，站在胡同口的残垣断壁，徒然地想象着曾经的生活。我生活在每一个他乡，可惜我不能同时生活在每一个他乡。
这，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自白。
